竺韻德
無論是在企業(yè)界還是科技界，蘋果電腦公司創(chuàng)始人史蒂夫·喬布斯先生都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的成功經驗乃至人生思考對我們都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記得在驚悉喬布斯逝世的第一時間里，我隨即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們發(fā)了一封短信，擬歸納與總結喬布斯的一生帶給我的六條感悟：
1、每一個人，其實都是為著他人所活著，是為了改變這個世界而努力奮斗著；
2、領袖與俗人的最大之別，就在于能否把握住正確的人生目標與方向，并堅持不懈地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
3、人的一生很短暫，沒有時間去做更多的事情，為此，在選擇從事一項工作、一份事業(yè)時，要竭盡全力地去做到精彩絕倫；
4、成就一番偉業(yè)的前提，就是要熱愛自己的事業(yè)；
5、要敢想，要敢于跳出思維的定勢與傳統(tǒng)的框架；
6、切莫把時間浪費在無意義的生活中及可能去重復他人的錯誤上。
對喬布斯的推崇，并不意味著我認為喬布斯是一個完人，或者說我們人人都必須要向喬布斯看齊。
斯人已去，我們也不便多加評論。
前段時間，我看到《寧波晚報》的報道，說是“寧波要選拔培養(yǎng)‘喬布斯’式領軍人”，對此，我覺得有必要強調：“喬布斯的成功不可以復制”。
曾經在蘋果公司工作，后來擔任微軟和谷歌公司全球副總裁的李開復，在他為《喬布斯傳》所撰寫的文章當中寫道，“讀喬布斯、學喬布斯一定要分清楚：喬布斯縱橫捭闔、自由不羈的性情你想學也學不到，喬布斯的傳奇人生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為此，當今世間只有一個喬布斯，中國也不例外。
然而，近段時間來，我在逛書店時突然發(fā)現冒出了無數有關喬布斯的書籍，標題很多都出現了“成功”兩個字。
比如，《喬布斯成功的12個秘訣》、《喬布斯給年輕人的忠告--“蘋果教主”的成功心經》、《為什么是喬布斯——蘋果教主的成功心經》等等。
還有兩本的書名更為夸張，一本叫做《跟蘋果之父學成功：喬布斯的成功哲學——喬布斯給年輕人的成功必修課》，三個標題都是有關“成功”；
另一本則叫做《喬布斯成功啟示錄》，封面上赫然印著“喬布斯：人生中的每一次成功你都可以復制”。
看著這樣的“成功學”書籍，聯想到當今國人對“成功”的無比渴望與崇拜，我覺得有責任與大家談談我對當下“成功學”的理解，并試著從三個方面對“成功”做一辨析，進而試圖提出一種新的“成功學”理論。
（一）“成功學”現狀
今天的時代，人人似乎都渴望成功，人人都崇拜成功，為此，也誕生了一門叫做“成功學”的學問。本人認為，這是一門根本沒有科學規(guī)范和嚴謹理論的所謂“學問”，但在我們身邊卻鋪天蓋地、隨處可見。
在書店里，有專門的“成功學”專柜，堆砌著比哲學、社會學這些學科更多的書籍；
在機場，到處都是“成功學大師”的演講視頻，如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在“教導”著人們：如何“三個月掙到100萬”；
在身邊，也不時會有一些組織熱忱邀請你去參加各種“成功經驗分享”，從而幫助你迅速踏上成功的捷徑······
《中國青年報》曾經做過一項關于成功學的調查，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12076人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有81％的人讀過成功學書籍，86％的人了解過成功人士的奮斗經歷。
在“成功學”泛濫的背后，正如幾年前《新周刊》雜志一篇專題文章《有一種毒藥叫成功》所指出，成功學“以速成為噱頭，以名利為藥效，誤導急于走捷徑成為人上人的年輕人投身其中，投機成癮?！蔽恼乱虼税殉晒W與消費主義、性自由一并列為現代社會的三劑毒藥。
這樣的“成功學”之所以成為“毒藥”，首先是它造就了整個社會的浮躁氣場，導致了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泛濫成災。
在這樣的“成功學”的引導下，人們盲目地相信“成功”一定有捷徑可循；看幾本名人傳記、聽幾堂名人講座，就可以復制他們的成功經驗，進而讓自己迅速走向成功。
因為“成功導師”所宣傳的“成功學”從其本質來說，無非有兩個基本的邏輯：
一、我成功了，肯定自有一定的道理和一套經驗；
二、你不比我笨，你也可以按照我的心得體會，來復制我的成功。看來，“我的成功可以復制”，就是對上述兩個基本邏輯的經典“提煉”。
“成功”，本來是個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過程，對個人的努力與天賦都將提出極大的挑戰(zhàn)。然而，當今的“成功學”卻鼓吹人人都可以迅速地成功。
我們看到很多人之所以加入傳銷的組織，正是中了這種“成功學”的毒素。他們在組織者描繪的致富神話中，沖動地期待自己能一夜暴富、一日成名，結果卻是適得其反。
這樣的“成功學”之所以成為毒藥，還在于其“只問成敗、不講是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正如美國作家梅爾所言，“將自己在食物鏈上的身份降低幾個檔次，打著競爭的旗號，隨心所欲地野蠻、無情、自私和不人道——因為據稱，成功可以使任何行動成為正當的”。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為就是“造假”。
在經濟領域，賣木耳的用福爾馬林浸泡，賣黃鱔的用避孕藥喂養(yǎng)，賣火腿的用敵敵畏熏制，賣食鹽的用工業(yè)鹽充數，水銀魚、毒豆芽、地溝油、石灰面粉、染色饅頭、蘇丹紅鴨蛋、三聚氰胺奶粉、漂白果脯及腐皮膠囊等等，數不勝數、令人發(fā)指。
近代思想家嚴復有一句名言，“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于作偽，終于無恥?！边@種造假行為在其他領域同樣比比皆是。當官的，買官賣官、做假政績；做學問的，造假、作弊等等。
2010年，全球最富盛名的自然科學期刊——英國《自然》雜志發(fā)表社論文章《中國科研，發(fā)表還是滅亡》。文章說，由武漢大學進行的調查估計，中國買賣論文等造假行為的市場，在2009年達到近10億元人民幣；而《自然》雜志又從多種渠道獲悉，被調查涉及的中國6家頂級研究機構的6000多名科研人員中，大約1/3承認有過論文剽竊、造假的行為。文章指出，“急功近利的文化是造成這種現象的首要原因?！笨磥?，在我國的科技界同樣中了這種“成功學”的毒。
這樣的“成功學”之所以成為“毒藥”，還在于當人們根據它的“指引”在取得“成功”之后，卻往往發(fā)現自己并不幸福。這是因為在這種“成功學”的教唆下，個別人通過不擇手段地追名逐利，在取得了所謂的“物質和地位”，但在成功之時卻發(fā)現：幸福并不存在。這是因為他們已經陷入了“現在怎么辦”的深谷，相信世上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自己帶來快樂，于是乎，“成功之士”又去找尋一些毀滅性的解除痛苦的方法。
我們看到，生活中有很多“成功人士”，在開上寶馬、住上別墅之后，卻發(fā)現自己并不幸福，于是有的夜夜買醉、有的包上二奶、有的甚至吸食毒品。
對于這種現象，發(fā)明“人類需求五層次”的心理學家馬斯洛，將其定義為一種新的精神疾病，叫做“成功精神癥”。病根就是“現代社會的人們普遍為物質財富的目標而奮斗，一旦得到了，很快就會發(fā)現這種追求的虛幻性，進而陷入精神崩潰的絕望。”
在我們公司，也有這樣一位高管，地位高、收入高，算是取得了所謂的“成功”?？伤廊挥X得空虛，整天不務正業(yè)、頻頻對外“投資”，最終負債累累、心力憔悴，整個人變得神志恍惚、心浮氣躁，最終不得不選擇離開公司。這樣的狀態(tài)正是馬斯洛所定義的“成功精神病”的典型表現，或者說同樣是中了“成功學”的毒。
但是我們應該清楚，當“成功學”變成了毒藥，有毒的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而是其背后的這種所謂的“成功觀”。為此，我們應該抵制前面所提到的各類“成功學”，也應該反對前面提到的各種“成功觀”，進而我們要全力倡導全新的“成功學”。
人類是具有意義和價值的生物，這也是我們與動物的本質區(qū)別所在。
如同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所說，“對于意義的追尋是我們生活最主要的動機，就是這種追尋使得我們變成現在這樣具有靈魂的生物”。
這種對“意義”的追尋，其實就是對“成功”的追尋，因為“成功”按其字面意義來說，就是“有所成就”，而正如發(fā)明家愛迪生的一句名言，“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樂趣”?；蛘呷缬骷胰麪査顾f，“人們渴求有一種成就感，渴望有能力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腦、用自己的意志辦事。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夠做出有意義、并能顯示出自己天賦的事來。”
所以，《新周刊》的標題《有一種毒藥叫成功》，將“成功”視為“毒藥”，這對“成功”并不公平。在浩瀚的歷史長河里，東西方的無數先賢，為了悟透成功的真諦而皓首窮經；在紛繁的現代社會中，一代又一代有識之士為成功而上下求索。可以說，社會的進步正是從一個個“成功”中積累而成；也正是由于人們對“成功”的追求，才有了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發(fā)展。正如喬布斯始終懷著“為改變世界而來”這樣一種對成功的渴望，才最終有了Iphone、Ipad等一個個能改變世界的成功產品涌現出來。所以，并非“成功”有罪，而有罪的恰是庸俗的所謂“成功學”。
正因為“成功”對我們來講是如此地重要，為此，當今的社會確實應該要有一門學問，去研究什么是“成功”、為什么要“成功”、我們如何才能獲得“成功”等課題。
對此，我們也可以將其稱為“成功學”新論，它應該是從認識論到方法論、從意義到價值、從目標到手段的富有科學、規(guī)范的一套嚴謹的理論，這是與當前的這種所謂的“成功學”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成功學”。
我想，這一全新的“成功學”，它決不應該是速成的“成功操作手冊”，而應當是系統(tǒng)的“成功原理闡述”；它不該充斥功利主義的工具思維，而應當有著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它不該給人們的焦灼心理火上澆油，而應當是人們內心的一份心靈雞湯。
對于這樣的“成功學”，似乎還沒有人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和系統(tǒng)的論述。為此，我拋磚引玉，試著圍繞三個方面，提出成功的“六商”的概念，供大家思考。
（二）“成功”的基礎
人的一生要想有所成就，首先需要一定的智力基礎。
美國心理學家特爾曼從1921年開始，對1500多名智力超常兒童進行了幾十年的追蹤研究。
研究結果表明智力和成功有一定的關系。這些當年智力超常的兒童與他們同期的智力一般的兒童在長大成人后，前者的成就比后者平均要高出20倍到30倍。
為了測量人們的智力發(fā)展程度，心理學家發(fā)明了“智商”的概念。智商是由德國心理學家斯特恩于1912提出的。當時是作為一種測試兒童智力發(fā)展情況的方法，因為他發(fā)現兒童的智力年齡(MA)和實際年齡（CA）之間存在著不變的常數。于是將之命名為智商(IQ),并且有相應的公式用于計算個人的IQ數值：IQ=100×MA/CA。
現在，這個理論已經成為美國、德國等國軍隊的士兵選拔和公司雇傭職員的一種常用選拔方法。
“智商”按照標準定義，反映的是一個人的智力水平，或者說接受知識的能力。一個人的智商主要依靠先天形成，智商與遺傳因素的關系遠大于社會環(huán)境因素。
據英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智力商數》詞條載：“根據調查結果，約70—80％智力差異源于遺傳基因，20—30％的智力差異系受到不同的環(huán)境影響所致?！辈贿^，后天的學習和努力也是提高智商的重要途徑。所以，我們中國人有句老話：活到老、學到老，就是這個道理。笛卡爾所說：“越學習越發(fā)現自己的無知”，也是充分地說明了學習對提高智力的重要性。
與“智商”相對應的是“情商”，它反映了一種人們管理自己的情緒和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
情商的全名應該叫做“情緒智商”，由兩位美國心理學家約翰·梅耶和彼得·薩洛維于1990年首先提出，但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全球范圍內的關注。直至1995年，由時任《紐約時報》的科學記者丹尼爾·戈爾曼出版了《情商：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書，才引起全球性的研究與討論。在書中，戈爾曼指出，預測一個人的未來成就，智商至多只能解釋其成功因素的20%，其余的80%則歸因于其他因素，其中的關鍵因素是“情商”（EQ）。
情商首先是認識和控制自身情感的能力，也就是戈爾曼指出的“情商包含了自制、熱忱、堅持，以及自我驅動、自我鞭策的能力”。記得有學生曾經請教股神巴菲特，問他“怎么變得比上帝還富有”，巴菲特說：“這個問題非常簡單，原因不在智商。為什么聰明人會做一些阻礙自己發(fā)揮全部工效的事情呢？原因在于習慣、性格和脾氣”。巴菲特這里所講的就是“情商”的概念。
“情商”之所以與“成功”密切相關，還因為“情商”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個人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
權變管理理論代表人物之一弗雷德·盧森斯對成功的管理者（晉升速度快）與有效的管理者（管理績效高）做過調查，發(fā)現兩者顯著不同之處在于：維護人際網絡關系對成功的管理者貢獻最大，占48％，而對有效的管理者只占11％?？梢?，要獲得成長，埋頭苦干是需要的，但僅僅埋頭工作是不夠的，良好的人際關系是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而這需要很高的情商作保證。
一般人認為，智商主要來自遺傳，情商更多的來自后天培養(yǎng)。但本人認為，情商在很大程度上同樣取決于天賦。科學研究揭示的人腦進化歷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人腦最原始的部分是環(huán)繞脊髓上端的腦干，負責呼吸、運動及器官新陳代謝等基本生命功能。其他高級動物同樣擁有腦干功能。但是人類在此基礎上，逐漸發(fā)展出情緒中樞；然后在情緒中樞之上，又逐漸進化出思維中樞，也就是今天包裹在大腦球體最外層的“新皮質”。正因為人類是先有情緒中樞、后有思維中樞，這就是思維往往難以抗衡情感之故，同時也說明智商和情商都與我們個體的生物屬性或者說個人天賦有關。
當然，情商也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yǎng)、修煉而得到提高，關鍵是向具有較高天賦的人學習，并要用心去悟、去領會、去理解，如此久而久之，必將提高你的情商。
此外，我們還常常聽到一個叫做“膽商”的詞。如果說前面二個詞都算是舶來詞的話，“膽商”則是由中國人自己發(fā)明的。它是由原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執(zhí)行院長劉吉在2002年提出，它揭示的是一個人的膽量或者說冒險精神。
劉吉提出這個詞是針對商業(yè)領域而言，因為市場的基本規(guī)律總是高收益與高風險成正比。企業(yè)家沒有膽量，沒有冒險精神，要取得高收益是不可能的。所以，劉吉說，“要成為企業(yè)家，天賦很重要，要有高智商、高情商，還要有高膽商?！彼踔琳J為，“上海本土企業(yè)高管正是膽子太小，所以根本出不了大企業(yè)家?！?br />
1965年，美國波音公司準備斥巨資研制波音747寬體客機。在決策會上，一位董事說：“一旦發(fā)現情況不妙，我們還可以放棄這項計劃?！倍麻L威廉·艾倫強硬地說：“放棄？如果波音公司說我們將制造這種飛機，那么我們就得制造這種飛機，哪怕把整個公司的資金都耗盡” 。在日后的研制過程中，一位來訪者問艾倫：“如果研制出來的第一架飛機剛起飛就墜毀了，你該怎么辦呢？”艾倫沉思了一會，幽默地說：“我寧愿談點兒令人高興的事，比如發(fā)生一場核戰(zhàn)爭?！卑瑐惖脑捯馕渡铋L,這是因為公司投入幾乎全部財力研制的飛機剛起飛就墜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發(fā)生核戰(zhàn)爭的可能性存在一樣。難道因為有發(fā)生核戰(zhàn)爭的可能，而終日生活在恐懼之中嗎？不為可能的風險而恐懼，正是成功人士挑戰(zhàn)風險的秘訣。
劉吉提出“膽商”這個概念盡管更多的是針對商業(yè)領域，但事實上，在其他任何領域要想取得“成功”，“膽商”都是不可或缺的。
培根在《論人生》一書中說，“若問什么才是政治上首要的才能，那就是‘膽大’。第二和第三呢？還是‘膽大’。”當然，培根這里指的是西方政治，第二第三，無非是再次強調而已。克勞塞維茨在《戰(zhàn)爭論》中寫到，“對軍人來說，從輜重兵和鼓手直到統(tǒng)帥,膽量都是最可貴的品德,使武器鋒利和發(fā)光的才是真正的好鋼。”
人生之旅，本來就伴隨著冒險，要想實現人生的價值、或者說要想獲得人生的成功，就必須要有膽商，要有勇氣。小平同志曾說過：“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yè)”。請記住魯迅先生的話:“踏上人生的旅途吧，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br />
在人們的生活領域里，近幾年來又頻頻地出現了個新名詞，叫做“逆境商”（AQ）。這個詞是由保羅·史托慈博士于1995年首先提出，它是衡量人們面對逆境中所承受壓力的能力，或者說是承受失敗和抗挫折的能力。
本人認為，“逆境商”對能否取得成功的關系極大。阿里巴巴的馬云常講“今天很殘酷,明天更殘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絕大多數人恰恰倒在明天的晚上,見不著后天的太陽”。李嘉誠也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只有面對和忍受逆境的痛苦，個人成功的機遇才能表現出來?！?br />
奧斯特洛夫斯基正值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時，卻遭遇癱瘓、失眠。但他意志堅強地以口授或在特制的紙上寫作，從而完成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名著，但稿件寄出后卻因戰(zhàn)亂而丟失，但他竟又重寫了一遍，能有這樣鋼鐵般的意志，正源于他具有極高的逆境商。
貝多芬在28歲的時候，耳朵完全失聰，愛人離他遠去，自己的音樂也沒有人欣賞，經濟完全沒有保障，生活貧困潦倒，但卻創(chuàng)作出了《命運交響曲》這首生命的最強音，同時留下了那句擲地有聲的宣言：“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絕不可能使我屈服?！?br />
面對逆境，在我們中國也流傳著許多可歌可泣、流芳百世的故事：“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以作也?！?br />
可見，苦難和逆境確實是一所很好的學校，不過只有高逆境商的人才能畢業(yè)。巴爾扎克曾說過，“苦難對于天才是一塊墊腳石，對能干的人是一筆財富，對弱者則是一個萬丈深淵”。為此，要想在人生的道路上獲得成功，逆境商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成功”的砝碼
談到“成功”，我認為除了必須要有“智商”、“情商”、“膽商”和“逆境商”外，還需要一種靈氣。靈氣像個砝碼，可以附著在前面四“商”之上，讓“四商”如虎添翼，甚至發(fā)生質的變化。
前面提到的成功之“四商”，其實，人們在很多場合都或多或少地聽到，在很多教材、書籍中也能看到。
但是，我們看到的并非是整個世界，就像大家從小耳熟能詳那句愛迪生的名言，“天才就是九十九份汗水加一份靈感”，卻不知道原文后面其實還有一句——“但這一份靈感恰恰是最重要的”！
據80年代最早引進這句話作為青年勵志格言的譯者回憶，原文的后半句在審稿的時候，是出于政治需要而被刪掉了。原因是因為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反對過林彪提出的“天才論”，認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的問題。如果強調了“天才”，自然就落入了唯心主義的陷阱，是完全違背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原則的。雖然后來已經知道，這樣的反對不過是基于當時政治斗爭的需要。
到了80年代，當學術界再次討論“天才”時，對于愛迪生稱頌“天才”的后半句話，有關部門還是繼續(xù)地將其刪除。為此，隨著只剩半截的愛迪生名言在中國大地上的家喻戶曉，大家都以為只要辛勤努力就能成才和成功，卻忽視了那份靈氣和靈感的重要性。
就“智商”而言，一個人的智商只代表接受知識的速度，卻不代表接受知識的質量。
愛因斯坦說過，“知識，只有當它靠積極的思維得來，而不是憑記憶得來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知識?！庇心敲匆徊糠种巧毯芨叩娜?，但學習力并不強，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被動地接受知識。而一類具有智慧的人，卻能善于思考、無師自通，讓知識成為自己的智慧，真正地為我所用。有智慧的人必有靈氣，將“靈氣”運用于“智商”，從而將知識轉變?yōu)橹腔邸?br />
當不變的知識轉變成鮮活的智慧時，“知識”才能真正地具有創(chuàng)造力。經濟學家凱恩斯有一句名言，“亨利看到壺開了，高興得像個孩子似地叫了起來；瓦特也看見壺開了，卻悄悄地坐下來造了一部蒸汽機。”瓦特先生無疑就是一個有智慧、有慧根的人，旁人認為司空見慣的事物，他卻認為“壺開了”其中大有學問，最終激發(fā)出知識的創(chuàng)造力。
著名物理學家霍金在所著的《時間簡史》一書中指出：“如果你從事科學事業(yè)，你必須有創(chuàng)造力，否則你只是重復無聊的方程式，你永遠也發(fā)現不了新東西”。無論是“學習力”還是“創(chuàng)造力”，無論是“舉一反三”還是“靈機一動”，這些詞匯都提醒、提示著我們，當“靈氣”附注于“智商”之上，就有了智慧，就有了創(chuàng)造力。
就“情商”而言，就是指調整自己、調動他人情緒的能力，正如美國前總統(tǒng)布什所說，“你能調動情緒，就能調動一切”。好的“情商”可以讓你把握說話做事的分寸，以實現、促成愿望的結果；但是，當“靈氣”附著于“情商”之上，卻可以讓人不開口都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總能發(fā)現個別有魅力的人，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種特別的磁場，你愿意并主動地被他所吸引。
拿破侖·希爾指出：“有魅力的人，人人都愛和他交朋友；和有魅力的人相處總是愉快的。他好像雨天的太陽，能驅除昏暗。人人都樂于為他做事，他也能要一個人做別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良好的個人魅力是一種神奇的天賦，就連最冷酷無情的人都能受到他的感染?！边@種“神奇的天賦”顯然不是普通的“情商”，而是有“靈氣”下的這種“情商”。
另一方面，當靈氣運用于情商，將使得一個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時迅速提高換位思考的能力，更懂得站在對方角度思考，從而將獲得心靈上的感應。一個眼神、一個手勢你就能明白他的心意，所謂“佛祖一拈花、會意的弟子就微笑，大家心心相印”。
具有“膽商”的人，都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膽識與勇氣，如果再具有一種靈氣，則將成為膽略。沒有靈氣的“膽商”恰如一介武夫，行為魯莽。在過去的“大躍進”時代，大家盲目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除了政治因素外，就是沒有靈氣的典型表現。
說到“膽略”，鄧小平同志在政治家中無疑是最為杰出的代表之一。在紀念小平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胡錦濤主席也特別提到“鄧小平崇尚實干、英勇果敢，在關鍵時刻更是表現出非凡的膽略和勇氣?！睙o論是沖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桎梏，還是提出一國兩制的創(chuàng)造構想；無論是興辦特區(qū)，還是裁軍百萬，都表現出小平同志的超人膽略。小平同志的“大智大勇”，斷然不能說成是“膽商”高，而是具有一種非凡的膽略和勇氣。
有高的“逆境商”的人，一定是藐視困難、勇于挑戰(zhàn)，對未來始終充滿信心的。有靈氣的人，不但藐視困難，且具有很強的頓悟能力，在危機關頭能急中生智，進而化危為機、走出困境，人家百折不撓方取勝，而他卻七折、乃至對折則勝券在握，靠的就是堅毅不拔的這種勇于挑戰(zhàn)的精神再加上“靈氣”而已。
英特爾公司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存儲器制造商，后來被日本公司以驚人的低價格迅速搶占市場，企業(yè)一時瀕臨破產。如何擺脫困境？英特爾公司總裁格魯夫和董事長摩爾痛苦地思索著應對的辦法。有一天，他倆進行了一次決定英特爾命運的交談。格魯夫問摩爾：“如果我們下了臺，你認為新總裁會采取什么行動？”摩爾猶豫了一下，答道：“他會放棄存儲器的生意?！备耵敺蚰坎晦D睛地望著摩爾，問了一個歷史性的問題：“你我為什么不走出這扇門，然后自己動手？”兩人很快達成共識：放棄存儲器，重新開拓芯片市場，通過不懈地努力，英特爾公司最終成為了當今世界芯片之王。很多企業(yè)或者個人在逆境中都會遇到像英特爾這樣的“生死時刻”，這個時候光有笑對挫折的“逆境商”是不夠的，還要有“靈氣”，才能靈光一現、絕處逢生。
2011年10月14日，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殘聯名譽主席鄧樸方先生到我們公司視察。在與我的交談過程中，他曾經兩次提到，“公司管理團隊中有靈氣的人多不多？”可見他同樣推崇“靈氣”的重要性。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靈氣”在今天的中國，被人們有意無意的忽略，甚至諱言“靈氣”一詞。
有鑒于此，我在前面“四商”的基礎上，提出成功的第五種商——“靈商”。
“靈商”就是對“靈氣”的一種量度，是衡量人們對事物本質的靈感和頓悟的能力，或者說一個人能否聰慧地感知世界，進而具有迅速的領悟和反映的能力。
需要強調的是，對于前面“四商”，我曾引經據典地介紹了各自的來源和發(fā)展。但是對于“靈商”，到現在為止，還從來沒有人給出過具體定義與描述，在任何一本詞典中也都還沒有出現這個詞語。所以，我在這里提出這個概念，也是拋磚引玉，希望能與各位商榷，以使其更加完整和準確。
就“靈商”和成功的關系而言，我把“靈商”定義為成功天平上的砝碼。這是因為靈商可以加注在智商、情商、膽商和逆境商這四個成功的基礎之上，以增加人們成功的砝碼。另一方面，它又好像阿基米德所謂撬動地球的那個支點，可以幫助我們在邁向成功之時實現關鍵的一躍。
事實上，無論是阿基米德從洗澡的浴池中獲得靈感，發(fā)現了浮力定律；牛頓從樹上掉下的蘋果中得到啟發(fā)，發(fā)現了萬有引力的定律，還是凱庫勒關于蛇首尾相連的夢而導致苯環(huán)結構的發(fā)現，這些都是人們依靠“靈商”而取得偉大成就的經典案例。
與前面四種“商”相比，靈商雖然強調天賦，但也能后天修煉和彌補，關鍵就在一個“悟”字?！笆朗露床旖詫W問”，這是“悟”；“一日三省吾身”，這也是“悟”。“靈商”與“悟性”關系極大，要想“頓悟”，首先要不斷“漸悟”。
著名科學家錢學森說過，“靈感這種思維往往表現為靈感或意念的突然閃現過程或悟性的涌現過程”，它是一種“智力勞動的產物，具有突發(fā)性、飛躍性、瞬時性的顯著特征”。我相信，只要平時善于觀察、思考，特別是要注重創(chuàng)造性乃至跳躍性的思維活動，就一定會在關鍵之時出現靈機一閃乃至靈氣盈然的現象。
鑒于“靈商”如此地重要，我認為，我們在培養(yǎng)、選拔及引進人才的過程中，“靈商”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我們常說“優(yōu)秀的團隊打造優(yōu)秀的企業(yè)”，何謂優(yōu)秀？那這個團隊必須應具有“五商”，特別是要有“靈商”。當一群有靈氣的人聚在一起，打造的一定是目光敏銳、智勇雙全的團隊，一定是反映敏捷、配合默契的團隊，一定是創(chuàng)造力強、韌性十足的團隊，也就是一支優(yōu)秀的團隊。
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團隊，只要具備了五商，將務必獲得成功。
但是，我們會發(fā)現，有些人的成功之日、卻是成魔鬼之時。為此，這里還缺少一種與“成功”關系極為重大的“商”。
松下幸之助常說，“一個人格上有缺陷的人，其才能越大，越容易危害他人以及社會，在這種人身上，高超的才能是‘惡的武器’，是‘惡智慧’。”所以，無論是作為成功砝碼的“靈商”，還是作為成功基礎的“四商”，我想它們都還需要一種更為重大的“商”來牽引，以確保其走在正確的成功道路上，這就是我下面要論及的第六種商——“魂商”。
（四）“成功”的標準
“魂商”同樣是一個舶來詞，它由英國牛津大學的丹娜·左哈爾和艾恩·馬歇爾兩位教授在90年代末期正式提出的，是指人們處理、解決問題與價值關系的能力。擁有這種能力，人們可以把行為放入一個更為寬闊、更為豐富的環(huán)境中去，同時可以評價其行為是否具有意義。
“魂商促使人們捫心自問：我從什么地方來，到什么地方去？我為什么去做這件事？我做事究竟是為了什么？”
正如尼采的名言，“只有參透'為何'，才能迎接'任何'”。也就是說，首先必須搞清楚我讀書為什么、當官為什么、從商為什么乃至活著為什么，也就是只有找到人生的信仰，才能正確對待人生中的任何變化，無論成功或者失敗。
今天的國人，整天忙忙碌碌，卻嚴重地忽略、漠視了對行為及價值上的拷問，因此，當今的時代已陷入了一種在精神上的空虛或乏力之中，由此帶來這個社會最根本的就是精神危機。這樣的危機，可以稱之為“信仰危機”。
由此，我們就要談到“心”、或者說到“魂”。
這和前面討論“靈氣”一樣，這并非是所謂的“唯心主義”，而是正如我國大歷史學家余英時所說，“我想我們談價值問題，在中國必須追究到心。這是不能去掉的。去掉后，人就跟禽獸沒有什么區(qū)別了?！S著中國大陸的市場化，錢跟權這兩個東西成為大家追求的目標。我們的心，高尚的心，高貴的心慢慢被大家都忽略了。這一百年來，心的失落實在成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也正是由于“心”的失落，我們看到天下熙熙、皆為名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墒?，官不管你當多大，你總得要退；錢不管你有多少，終歸是赤條條來、赤條條回。追名逐利并不能給我們帶來真正的幸福，即使有短暫的歡愉，也是過眼云煙、稍縱即逝。
正如海倫·凱勒所說，“許多人對于什么主宰真正的幸福有誤解。它不是通過自我滿足來達到，而是通過忠實于高尚的人生來獲取?！蔽覀円氆@得真正的幸福，或者說獲得真正的成功，就必須具備高尚的心靈，去磨練高尚的魂商。
在今天仍然健在的日本企業(yè)家之中，最為德高望重的非稻盛和夫莫屬，他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親手締造兩個世界五百強企業(yè)的偉人，去年又以79歲高齡接掌了第三家世界五百強企業(yè)——日本航空公司。稻盛和夫出版有著名的《活法》一書，書的開篇就指出——身居亂世之中，當首先審視“活法”，也就是從根本上質問“人為什么活著？”而他的答案就是，“人生的意義乃是在于提高身心修養(yǎng)，磨練靈魂?！?br />
稻盛和夫指出，靈魂取決于人生態(tài)度，它有可能得到磨煉，也有可能產生污點。由于人生的價值不同，我們的精神既可能變得高尚也可能變得卑鄙。“不少世間少有的英才，由于沒有崇高的精神而誤入歧途。在我所安身立命的商業(yè)世界中，也有人一切以自我為中心、只要自己賺錢就行，最終成為某種商業(yè)丑聞的主角?！?br />
所以，“即使擁有優(yōu)秀的才智，好不容易具備的強勢能力也會因為不能被運用到正確方向而誤入歧途。這不只是局限于企業(yè)領導人，與我們的人生也是相通的?！边@就是說，“智商”、“情商”、“逆境商”、“膽商”、“靈商”越高的人，越是首先需要修煉自己的“魂商”，以保證自己走在一條崇高、正確的成功之路上。
優(yōu)秀的團隊打造優(yōu)秀的企業(yè)，卓越的團隊造就卓越的企業(yè)。比“優(yōu)秀”更偉大的是“卓越”，兩者之間的區(qū)別在于有無正確的“魂商”。
我在《成就卓越工程師的idea》一文中提到，所謂“卓越”就是要有價值層面的idea，這種idea就是“魂商”。若依靠前面提到的五種商，我們足以打造一支優(yōu)秀的團隊，獲得成功；但是，要想成就卓越，則必須在五商之上，再加“魂商”。惟其如此，我們的成功才能被社會所尊重，我們的團隊和我們的事業(yè)也才能被社會所尊重。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特別強調“魂商”對成功的影響與作用，因為我們可以發(fā)現，前面五種商都無關于價值的判斷，只有“魂商”才能“給人以區(qū)分的能力和道德感，使人在善與惡的問題上掙扎，同時又憧憬未來——去夢想、去渴望、去擺脫身陷的泥沼”。換句話說，前面的五種商只是在性格或能力上把“人”分出差距，而魂商是在道德乃至人格上把“人”拉開差距——但這樣的差距卻是人與人的本質差異，是善與惡的差異。缺乏正確的價值觀，或者說缺乏正確的“魂商”，再高的“智商”、“情商”、“逆境商”、“膽商”乃至“靈商”都將失去應有的價值，最終必將陷入痛苦、不可自拔的深淵。
“魂商”一方面決定了成功的方向，另一方面也代表著成功的標準。
關于“成功”的標準，美國前總統(tǒng)羅斯福早就指出，“把物質財富當作成功的標準是錯誤的。我們應拋棄以名利為唯一標準來衡量的錯誤觀念。”當今，所謂的“成功學”之所以成為“毒藥”，恰恰就在于他們把“名利”作為唯一的標準。我相信，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在于他對社會能否產生積極和正面的影響，能否對社會的進步和文明產生一定的作用，這是衡量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我們的社會，應該推崇這樣的“成功”,“魂商”所代表的正是這樣的“成功標準”。
針對去年的溫州動車追尾事故，中央電視臺評論員引用那句著名的印第安諺語質問道，“如果我們走得太快，停一停，讓靈魂可以追上來”。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更需要我們所有的企業(yè)、所有的人首先要找回自己的心，或者說不斷磨練自己的“魂商”，惟有如此，才可以讓中國的市場經濟成為有道德、有序競爭的市場經濟；才能使我們的大學、研究機構的老師及科研人員，杜絕這種論文剽竊、造假行為的滋長與發(fā)生。
讓我們的成功之道上，不再是充斥著毒奶粉、地溝油、商業(yè)欺詐、論文剽竊及安全事故等罪惡的東西，而是流淌著一種具有道德的血液。
事實上，市場經濟從來都是要講規(guī)則的，或者說必須要有道德基礎的規(guī)則。離開了這個基礎，市場經濟就將腐蝕其所生長的社會基石。這是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發(fā)明這個“市場經濟”之前為我們闡明的道理。
市場經濟的奠基著作是亞當·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講的雖然每一個人做事的動機都是謀求利益，但這種追求利益的行為，都會被市場這一只“看不見的手”所牽著，去實現一種原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從而最終提升、促進了社會的利益與進步。因此要鼓勵“自由競爭”、發(fā)展“市場經濟”。
但是，在《國富論》之前，亞當·斯密還在1759年出版了另一名著——《道德情操論》。這本書講的是，人固然是自私的，但作為社會一員，人應該具有作出道德的判斷、克制自我私利的能力，這種能力就是斯密所說的“道德情操”?！兜赖虑椴僬摗肪褪钦撌鼍哂欣罕拘缘淖匀蝗耍谏鐣慕煌w系中，如何學會控制自私的本能和行為，最終形成一個能使社會長期存在的有效秩序。
《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看上去是兩本書，但其實，卻是一本書的上下兩篇。其中上篇講“心”、下篇講“物”，上篇講“義”、下篇講“利”，上篇講“倫理”、下篇講“經濟”，上篇講“社會”、下篇講“自我”，從而共同構成了斯密為我們編寫的市場經濟這本教科書的上、下篇。
19世紀末，日本明治天皇為了改變國家的落后局面，派人向英國取經，發(fā)現了英國最有影響力的兩本書：《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并將這兩本書都帶回了日本。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一方面借鑒學習斯密的市場經濟理論，另一方面結合日本的文化來治理國家，從而逐漸地成為了世界強國。
而我們中國，最早是由嚴復先生在1902年翻譯了《國富論》。這本譯名為《原富》的書，當時，在中國社會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吊詭的是，嚴復一生翻譯了很多西洋名著，比如《天演論》、《論自由》等，卻始終沒有把《道德情操論》一書引薦給中國人。直到了1997年，我國才首次出現了這本市場經濟的倫理學基礎著作的中譯本《道德情操論》，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由中國商務印書館翻譯的《道德情操論》版本。
嚴復先生這么做，或許是出于當時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需要，因為那是一個更加需要倡導“自我”的封建時代。但由于當時未能及時翻譯《道德情操論》，為此，關于對真正的“市場經濟”或者說對商業(yè)社會“成功之道”的正確認識，我國就這樣活生生地被耽擱了近一百年，從某種程度上講，甚至還遠遠不止。
在這百年之中，我們不知道自己手里捧的那本市場經濟教科書，原來只是半本。我們就像金庸先生筆下的梅超風在拿到“九陰真經”后一樣，如獲至寶，卻不知道自己拿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半，只有招式，沒有心法。照貓畫虎、一陣狂練，卻只練得個走火入魔、半身不遂。
由于缺乏對“市場經濟或者說商業(yè)社會“成功之道”的正確認識，我們今天說到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就一切唯物，不知修心；就只談自利、不知利人；紛紛追名逐利，忘卻義利相容。而真正的市場經濟是有信仰的，充分的自由競爭是講道德的。
這是社會的悲哀，也是國人的悲哀。時至今天，雖然市面上已經有了很多《道德情操論》的譯本，但是很多人仍然把“名利”看作人生的唯一價值，有些人縱然腰纏萬貫，有些人也縱然位高權重，但這樣的“成功”，卻只不過是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得到的只是一場短暫的繁華與虛幻的歡悅。
這讓我再次想起喬布斯，他說，“我并不在乎成為墓地里最富有的人。我在乎的是我可以躺在床上說：‘我們已經做了一些精彩的事情’”。
喬布斯短暫而傳奇的一生，無疑做了很多精彩的事情；他的成功雖然無法復制，但是我們也應該努力讓自己也去做一些精彩的事情，去過一種有價值的人生，去獲取一種基于“魂商”的成功！
